我的小提琴之路

“文革”发生时，我正在合肥市淮河路第一小学读四年级。“停课闹革命”，无书可读，父亲就让我学了竹笛和二胡。后来，我上了合肥六中，因会这两样乐器，也就进了学校的“文艺宣传队”。

不久，学校为宣传队购置了几样乐器，其中有一把小提琴。音乐老师问乐队同学：“谁愿学小提琴？”我一时冲动，举手报名，老师还真把小提琴发给我了。那个年代，家里有把价值不菲的小提琴，是很令人羡慕的。

然而，很快我就犯愁了。竹笛和二胡我都是无师自通的，而学小提琴就行不通了。而且音乐老师对我还有个要求：3个月后，就要能用小提琴伴奏。否则，就要收回小提琴。于是父亲为我找了安徽省文工团的一位琴师。

我如约去了琴师家。一见面，他就把我引进一间窄小的厨房，又紧闭了门窗后才告诉我，现在团里规定不许私下教学生。没想到，我学小提琴的第一课，竟是在一间小厨房里偷学的。

临近第二次上课时，却传来消息，说我上次在琴师家里学琴，虽是躲在密封的厨房里，但还是被人听见，举报上去，琴师挨了批评，不再教我了。父亲又为我找了一位部队文工团转业的琴师。

我刻苦练琴，很快便可以拉一些曲子了，自然也就保住了这把小提琴。以后我练琴愈加勤奋，终于坐上了学校宣传队首席小提琴的交椅。有一年学校举办晚会，我表演的小提琴独奏《白毛女》组曲，被录了音，在校园广播反复播放，让我顿时成了校园名人，还有好几位同学要跟我学琴，其中还有一位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孙子。

高中毕业，学校将小提琴收回。我让父母给我买了把小提琴，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，只能买几十元一把的小提琴。可我拉惯了好琴，就不愿再拉这样便宜的琴了。父亲给我借了一把稍好的小提琴，我就带着这把琴下乡去当知青了。

那时候，小提琴在农村就更是稀罕之物了。我会拉小提琴的名声很快就传了出去。随之，我就被招进了公社文艺宣传队。我当知青三年多，在宣传队里待了一年多，躲过了很多辛苦的田间劳作。

“文革”结束，我考上了淮北师范大学中文系。我因会几样乐器，而被任命为学校首任乐队队长兼指挥。周岭老师（后为87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编剧之一）手风琴拉得漂亮，常来乐队指导。一天他对我说，淮北市文工团为了普及交响音乐，拟从全市的业余乐手中挑选几位加盟，让我去试试。

我去了一试，就被录用了，不过只能坐在乐队第二小提琴的最末一把交椅上。在其后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只要无课，我就坐在那把交椅上，随团参加排练，四处演出，颇为风光。回想起来，那也是我最为得意的一段“琴史”。

 (晚霞报记者 何一东）